宇轩配资 澳洲医生回到中国，将爷爷传下的宝物拍出2.75亿，却只拿到1200万

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言，说是民国某个大藏家，只花5元钱买到宝物，多年后拍出天价。

然而，这场拍卖引出一个长达五年的官司，司法资料里写得很清楚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。

我整理了一下过程，其实比“5元捡漏”更戏剧性。

澳洲科夫斯港（图源网络）

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，有个叫科夫斯港的小城，华人稀少，消息也来得慢。

这里一家中医诊所里，有个生活比较朴素的老医生：赵宜康，并非网传的“年轻人”，事实上他连上网都不怎么会。

当时没人知道，他手上有一件几代人守护的宝物：王羲之《平安帖》。

有次他的朋友王亚法来串门，见到了这幅书法，表示现在中国的收藏市场很火热，可以带回国拍卖。

嘉德2010年拍卖现场

之后，就有了2010年轰动国内的嘉德秋拍，《平安帖》起拍价5500万元，开场不到3分钟，竞价就冲过8800万，很快过亿。

全程仅用时约8分钟，最后由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现场代为举牌，落槌价在2.75亿元，加买家佣金总价是3.08亿。

背后电话遥控的买家，是刘益谦！他一掷千金的理由很简单，乾隆曾在这件字帖上亲笔写下：“可亚时晴”，意思是媲美三希堂至宝《快雪时晴帖》。

能被皇帝拿来和王羲之“天下第一帖”作比（可能是唐摹本），这分量自然不轻。

刘益谦

那年头刘益谦动辄花费上亿买藏品，这笔天价他付得出来，但卖家却交不出来！

不是赵宜康不想拿这2.75亿成交价，而是赵家祖上33个支脉的四十多房后代，起诉他试图“独吞祖传宝物”。

这一切的起源，都要从宋代徽宗朝的《宣和书谱》说起，那是可考证的最早收录这幅草书《平安帖》（和行书不是一个版本）。

原卷共9行74字，宋元之际被一分为二，后半部分至今下落不明，传世的只有前半部4行41字，也就是被拍卖的这幅。

中间是原文左边是乾隆题字

绢本墨迹，核心纵24.5厘米，横13.8厘米，还没有一本杂志大。

又名《告姜道帖》，是王羲之写给家人的一封书信，表达了对女儿王孟姜等人的思念，让家人天冷保重身体。

它的传世足迹非常清晰，元代柯九思、明代文徵明父子、清初梁清标等著名大藏家，骑缝处的各种印章就是证据。

但要说“盖章”，那自然是进了宫廷后被乾隆收藏，两次题跋盛赞其“可亚时晴”，并著录于《石渠宝笈续编》，虽然被戏称为“牛皮癣”，但也是后世鉴定重点。

“可亚时晴帖”

清末庚子年大量文物散佚宫外，也不是不想找，慈禧回銮后，命内务府收拢散落宫外的旧物，办这件事的人叫庆宽。

资料记载庆宽出生于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不仅画功一流，还参与过陵墓建造的材料筛选，因此眼光是没问题的。

他经验丰富，无非就是在琉璃厂等古玩集散地查找线索，真给他找到了《平安帖》。

庆宽找到后没有呈上去，反而自己留了下来，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种事，光绪年间就因为“私藏”被参过。

网上传闻是“赵警忱”花5元捡漏，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人。

庆宽等到民国时期，改回本名赵小山，从此带着自己那些藏品闭门谢客，低调的一直活到了1927年。

他的子孙后代们，后来各奔东西讨生活去了，其中长子赵振绶迁居上海，还曾捐献过一批瓷器给上海博物馆。

而赵振绶有个弟弟叫赵振经，一直住在北京，他就是赵宜康的父亲，也就是说，庆宽是赵宜康的爷爷。

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

上世纪60年代，赵家的大批藏品被“收走”，装了整整一卡车，这是赵家人共有的。

等70年代后，著名书画大家徐邦达找到赵振经，告诉他这幅字帖“有点问题”，去领回来吧。

毕竟王羲之亲笔真迹不太可能保存下来，现存基本都是后世摹本，赵家的《平安帖》就有唐摹、宋摹或米芾所摹等多种猜测。

赵振经领回来一批文物，分别给各房分摊，却隐瞒了《平安帖》已经回家的事实，后来传给了儿子赵宜康。

嘉德董事王雁南亲手交接给刘益谦

直到2010年《平安帖》拍出2.75亿天价，赵家后人才知道原来早就拿回来了，他们一起起诉赵宜康：当年赵小山老爷子传下来的宝物，是共有的，凭什么你一个人私自独吞？

这一场官司打到了2015年，最终法院判决：赵家后人分摊拍卖所得，每房大约能分到600万。

交接给刘益谦得到款项后，赵宜康实得1200万，因为他年迈的母亲放弃自己那份，都留给了儿子。

截至2020年，近70岁的赵宜康仍然在澳洲开中医诊所，他准备继承爷爷当年的爱好，将所得换成藏品传给后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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